檢驗檢測行業作為國家質量基礎設施的核心組成部分，其改革進程直接關系到質量強國戰略的實施成效。近年來，新疆與上海兩地相繼推進了具有示范意義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分別形成了“央地合作”的“新疆模式”和“國資主導”的“上海模式”。這兩種模式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框架下，結合本地實際對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集約化改革路徑的積極探索。本文將從改革背景與政策沿革入手，對新疆、上海兩地改革模式進行深度比較分析，進而預判全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趨勢，最后對改革可能面臨的挑戰提出應對建議。
我國檢驗檢測機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走過十余年的歷程，其政策脈絡和發展軌跡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2014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整合檢驗檢測認證機構的實施意見》（國辦發〔2014〕8號），首次從國家層面系統部署檢驗檢測認證機構整合工作，明確提出要按照“分業推進、分級負責”的原則，對10個重點部門23個相關部門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進行整合，并設定了“到2015年基本完成事業單位性質的機構整合，轉企改制工作基本到位”的目標。然而，由于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藩籬，這一目標并未如期實現——從2014年到2024年的十年間，全國取得資質認定的檢驗檢測機構數量從2.83萬家增至5.38萬家，事業單位性質的檢驗檢測機構絕對數量仍維持在1萬家左右，僅占比從40.6%下降至18%左右。 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開展質量提升行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支持發展檢驗檢測認證等高技術服務業，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檢驗檢測認證支撐能力。2018年國務院《關于加強質量認證體系建設促進全面質量管理的意見》進一步提出要加快整合檢驗檢測認證機構，培育一批操作規范、技術能力強、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檢驗檢測認證集團。2021年，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檢驗檢測行業做優做強的指導意見》，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經營性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改革”，并提出了到2025年形成“適應新時代發展需要的現代化檢驗檢測新格局”的目標。 在政策推進過程中，各地探索出了多樣化的改革模式。遼寧、江西等地采用了“高度集約化”模式，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檢驗檢測機構整合為省級檢驗檢測認證中心。而2024年新疆和2025年上海的改革則代表了最新的改革方向——新疆通過與央企招商局集團合作，將原自治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下屬的質檢院、計量院、特檢院、纖紡中心等4家事業單位轉企改制，組建了招商局控股的“招商新檢”；上海則由市國資委獨資組建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整合市級檢驗檢測資源。這兩種模式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進入了以市場化、專業化為核心的深度整合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市場監管現代化規劃》明確提出要“推進市場監管制度型開放”，“完善現代化市場監管機制”，為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提供了更為宏大的政策背景。在這樣多層次、連續性的政策引導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已經從單純的“減少數量”轉向了“提高質量”和“增強效能”的新階段，更加注重改革后的機構如何在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
新疆模式 央地協同的市場化突圍 新疆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以其獨特的“央地合作”模式在全國范圍內樹立了標桿。2024年11月22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政府與招商局集團共同推動下，招商局新疆檢測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簡稱“招商新檢”）正式揭牌成立（點擊此處了解詳情），這標志著全國首個省級NQI（國家質量基礎設施）一體化轉企改制項目成功落地。此次改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長達兩年的精心籌備——自2022年7月啟動，至2024年10月31日完成工商登記，改革過程充分體現了自治區黨委馬興瑞書記提出的“政府推動、互利共贏、共同發展、市場運作”原則。 股權結構與整合范圍方面，招商新檢由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下屬的四大技術機構——質檢院、計量院、特檢院和纖紡中心轉企改制而成，形成了招商局檢測技術控股有限公司持股56%、自治區市場監管局所屬單位持股44%的混合所有制結構。這種央地聯合的股權設計既保留了地方政府對重要技術機構的一定影響力，又通過引入招商局集團這樣的市場化主體（資產超過萬億元的中央企業）注入了鮮活的市場基因。整合后的招商新檢擁有特種設備檢驗檢測機構甲A類核準證書、國家法定計量檢定機構計量授權證書等50余項核心資質，以及6個國家級質檢中心、14個自治區級質檢中心、3個自治區級計量中心和1個博士后工作站，技術實力和業務覆蓋范圍顯著增強。 新疆模式最突出的創新點在于其系統性地解決了事業單位轉企過程中的三大難題：公益性與經營性業務如何區分、人員隊伍如何穩定、市場競爭力如何提升。針對公益性與經營性業務界限模糊的問題，招商檢測與自治區市場監管局簽署了《公益性技術保障協議》，明確界定了招商新檢承接的公益性技術保障服務內容，建立了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確保了市場監管工作的連續性。在人員安置這一敏感問題上，改革方案給予了涉改人員自主選擇去向的權利，妥善解決了已退休人員和提前離崗人員的待遇保障，并建立了企業發展紅利惠及員工的長期機制。這種人性化的制度設計使得改革得以平穩推進，避免了因人員安置問題引發的社會風險。 從戰略布局角度看，新疆模式充分考慮了區位特點和產業發展需求。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隨著中國（新疆）自貿試驗區建設的推進，對高水平檢驗檢測服務的需求日益迫切。招商新檢的成立，不僅能夠服務本地特色優勢產業如石油石化、農食產品等傳統領域，還將業務拓展至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并積極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這種布局既符合國家戰略，又能充分發揮新疆的區位優勢，體現了“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的改革思路。 新疆模式的示范效應不容忽視。作為全國首個省級NQI一體化轉企改制案例，它打破了以往檢驗檢測機構改革限于系統內或行業內整合的慣例，實現了跨部門、跨領域的全面整合。同時，這也是招商局集團在全國檢驗檢測領域布局的重要一環，與之前成立的招商局檢測認證（重慶）有限公司形成呼應，構建了覆蓋華北、華南、華東、西南、西北的全國性網絡。這種以產業集團為主導、以市場化運營為方向的改革路徑，為其他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提供了可復制的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模式的成功與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的改革決心密不可分。馬興瑞書記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曾長期在工業和信息化領域工作，對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轉型升級有著深刻理解。在他的推動下，新疆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得以突破傳統思維束縛，創造性地采用“央地合作”模式，為全國檢驗檢測行業市場化改革提供了新思路。這種高層領導親自推動、系統性謀劃、精準施策的改革方法，或許正是新疆模式最值得借鑒的精髓所在。
上海模式 國資主導的高質量發展路徑 與新疆的“央地合作”模式形成鮮明對比，上海選擇了以地方國資為主導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路徑。2025年3月25日，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冊資本高達50億元，由上海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控股。這一改革舉措標志著上海檢驗檢測機構改革進入實質性階段，也體現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的戰略選擇。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曾擔任中國工程院院長、清華大學校長等職，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有著深刻洞見，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上海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的技術導向和系統性思維。 改革動因與戰略定位方面，上海模式立足于服務城市核心功能和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目標。《上海市促進檢驗檢測認證行業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5-2027年）》明確提出，要將上海打造為“最具核心競爭力、國際影響力、投資吸引力的檢驗檢測認證產業高地”。與新疆側重服務區域特色產業不同，上海更加注重檢驗檢測認證行業與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的深度融合，強調通過改革提升行業能級和國際競爭力。到2027年，上海計劃全行業營收突破600億元，建設形成國家級公共服務平臺示范區+市級檢驗檢測認證產業園區+專業型服務基地的“2+N+X”產業布局體系。 在整合路徑與業務布局上，上海模式呈現出“分步推進、重點突破”的特點。首當其沖的是上海市特種設備監督檢驗技術研究院（簡稱“上海特檢院”）等事業單位的轉企改制。上海特檢院承擔著電梯、壓力容器等特種設備的安全檢驗職責，其改制將直接影響上海市老舊電梯更新、工業設備安全監管等民生與產業領域。通過納入新成立的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這些原本分散的技術機構有望實現資源共享和業務協同，打破事業單位的條塊分割，形成跨領域的一站式檢測服務能力。未來，上海還可能將更多市級檢驗檢測機構整合入該公司，構建覆蓋全面、技術先進的檢驗檢測服務體系。 上海模式的政策創新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化需求牽引，著眼優勢產業緊缺需求、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新興產業前瞻布局；二是堅持守正創新，積極對接國際規則、規制、管理、標準，推進首創性改革；三是加大政策供給，針對制約行業發展的裉節問題和政策堵點，優化政府公共服務。這種系統性的政策設計使得改革不僅僅是組織形式的改變，更是整個行業發展生態的重構。例如，在培育經營主體方面，上海計劃“重點培育2-3家綜合性檢驗檢測認證龍頭企業”，“在關鍵產業領域靶向培育領軍企業”，這與新疆引入央企的思路截然不同。 技術創新與產業賦能方面，上海方案更為前瞻和全面。《行動方案》提出將加力攻關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如芯片檢測、生物檢測、人工智能測評和新材料等前沿產業領域的檢驗檢測技術。同時，加快儀器裝備自主研發，鼓勵機構參與研制高端儀器儀表、智能檢測裝備，支持檢驗檢測機構應用創新儀器設備，加速國產替代和升級換代。這些舉措表明，上海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不僅僅是市場化手段的運用，更是技術創新的推動，旨在解決重點產業領域的“卡脖子”檢測難題。 國際化發展方面，上海模式更具全球視野。《行動方案》提出支持企業取得國際權威資質授權，與境外機構建立結果采信互認合作機制，實施“一測多證”和“小而美”國際互認合作項目。同時，鼓勵企業加大海外市場布局，伴隨優勢產業和先進產能“走出去”，加強海外檢測認證服務平臺建設。這種國際化導向與上海建設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標相契合，也是新疆模式目前尚未重點涉及的領域。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長倪斌，曾任上海申能（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這一人事安排體現了上海在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中對市場化經營能力的重視。申能集團是上海市重大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主體和主要的電、氣能源產品供應商，其市場化運營經驗有望為轉企后的檢驗檢測機構提供借鑒。 上海模式與新疆模式雖然路徑不同，但都指向同一個目標——通過市場化、集約化改革提升檢驗檢測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上海依托其雄厚的經濟基礎、完善的產業體系和國際化優勢，選擇了以自主培育龍頭企業和提升技術能級為主的改革路徑，這與其城市定位和發展階段相適應。未來，上海模式能否在提升檢驗檢測行業附加值、服務高端產業發展方面取得突破，將是中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成效的重要觀察窗口。
比較分析與改革趨勢預判 新疆與上海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模式雖然路徑各異，但通過系統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在戰略目標、實施手段和預期成效方面既有差異又存在互補性，這些比較分析有助于我們預判全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的未來走向。作為分別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政的重要地區，新疆和上海的改革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對檢驗檢測行業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方向把握。
兩地改革模式的異同比較 市場化路徑上，新疆選擇了“央企主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通過引入招商局集團這樣的中央企業，實現技術機構的市場化轉型；而上海則采用了“地方國資主導”的改革路徑，依靠本地國有資本整合檢驗檢測資源。這兩種模式反映了不同地區對市場化理解的差異——新疆將市場化等同于引入跨區域、跨行業的市場競爭主體，而上海則將市場化理解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競爭機制，不一定需要引入外部投資者。 整合范圍與程度方面，新疆實現了質檢院、計量院、特檢院、纖紡中心等四大機構的跨領域整合，是全國首個省級NQI（國家質量基礎設施）一體化轉企改制案例；而上海目前主要是以上海特檢院等機構為切入點，逐步推進市級檢驗檢測資源的整合。新疆的改革更為徹底和全面，這與新疆作為改革后發地區可以吸取先行經驗有關，也與自治區黨委主要領導強力推動的改革決心密不可分。 公益性與經營性業務平衡方面，兩地都注意到了檢驗檢測機構的公益屬性。新疆通過簽訂《公益性技術保障協議》明確公益性服務內容和保障機制；上海則在《行動方案》中強調“堅持守正創新”，在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確保基本監管職能不受影響。兩地的共同經驗表明，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不能簡單等同于完全市場化，而需要在保障公益職能的前提下提升市場競爭力。 國際化發展方面，上海模式明顯更加重視國際互認和海外市場拓展，提出支持企業取得國際權威資質授權，實施“一測多證”等國際互認合作項目；而新疆模式目前主要聚焦于服務本地和區域經濟發展，雖然也提出要“積極拓展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市場”，但國際化程度和具體措施相比上海略顯不足。這種差異反映了兩地不同的區位條件和發展階段。
全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的未來趨勢 基于新疆和上海兩地改革實踐的分析，結合國家政策導向和行業發展規律，可以預判未來中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將呈現以下趨勢： 市場化改革方向不可逆轉但路徑將多元化。從2014年國辦發8號文件到2021年市場監管總局《指導意見》，再到新疆、上海兩地的實踐，檢驗檢測機構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但市場化不等于私有化，也不等于單一模式。未來可能會出現央企主導、地方國資主導、混合所有制、民營化等多種市場化路徑并存的局面。特別是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環境安全等領域的檢驗檢測機構，國有資本仍將保持主導地位。新疆和上海的實踐表明，不同地區可以根據自身條件選擇最適合的市場化路徑，而不必拘泥于單一模式。 集約化整合將從“物理整合”走向“化學融合”。過去十年的檢驗檢測機構整合多為簡單的機構合并，存在“整而不合”的問題。未來整合將更注重業務協同和技術融合，打破行業和區域壁壘，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檢驗檢測集團。新疆將分散在多個部門的檢驗檢測職能整合到一個企業，上海計劃建設“2+N+X”的產業布局體系，都體現了這種深度整合思路。特別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通過建設統一的數字平臺實現不同檢驗檢測機構的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將成為集約化整合的重要手段。 央地聯動、區域協同將成為重要推手。新疆模式中的央地合作經驗有望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特別是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引入央企等外部資源是快速提升檢驗檢測能力的有效途徑。同時，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戰略的推進，跨行政區域的檢驗檢測機構整合也可能成為現實。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其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經驗可能率先在長三角區域內復制推廣。 公益性與市場化將形成更科學的平衡機制。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不能完全拋棄公益屬性，未來將建立更完善的公益性服務保障機制。新疆的《公益性技術保障協議》、上海強調的“守正創新”都體現了這種平衡。可能會形成“公益性業務清單+政府購買服務”的普遍模式，既保障基本監管需求，又為機構市場化運作創造條件。對于不同性質的檢驗檢測業務，將實行分類改革，避免“一刀切”。 技術創新將成為改革的核心驅動力。未來的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將不僅僅是組織形式的變革，更是技術能力的升級。上海提出攻關芯片檢測、生物檢測、人工智能測評等關鍵技術，代表了改革的技術導向。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對新型檢驗檢測服務的需求將快速增長，這要求檢驗檢測機構不斷提升技術創新能力。改革后的檢驗檢測集團將有更強實力投入研發，形成良性循環。 國際化發展將加速推進。隨著中國產業國際化水平提高，檢驗檢測服務的國際化也成為必然要求。上海提出的國際互認、海外布局等舉措將逐步擴展到全國。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中國檢驗檢測機構“走出去”步伐將加快，可能通過并購國際同行、建立海外實驗室、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等方式提升國際影響力。新疆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其檢驗檢測機構也有望在中亞等區域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總體來看，中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已經進入深化階段，新疆和上海的實踐為全國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改革范式。未來改革將呈現多元化、深度化、協同化、高技術化和國際化等特征，最終目標是建立既符合市場規律又能有效服務國家戰略的現代檢驗檢測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平衡改革速度與穩定性、市場化與公益性、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仍是需要不斷探索的關鍵問題。
挑戰與建議 深化改革的對策思考 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作為事業單位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新疆和上海等地已經探索出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模式，但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進過程中仍面臨諸多挑戰。這些挑戰既有來自體制機制的歷史慣性，也有源于利益調整的現實阻力，還有未來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本部分將系統分析檢驗檢測機構改革面臨的主要困境，并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以期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思路參考。
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 人員安置與利益平衡是檢驗檢測機構轉企改制中最敏感的難題。事業單位人員轉為企業員工，涉及身份轉換、待遇保障、職業發展等多方面關切。盡管新疆模式通過允許涉改人員自主選擇去向、妥善解決退休人員待遇、建立利益共享機制等舉措，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但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時，各地財政實力和管理水平差異較大，可能難以完全復制新疆經驗。特別是對于年齡偏大、技能單一的事業單位人員，轉企后的適應問題尤為突出。如果處理不當，不僅影響改革進度，還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 公益性與經營性業務邊界模糊制約改革深入推進。檢驗檢測機構往往同時承擔政府監管的技術支撐職能和市場化的技術服務職能，兩種職能相互交織、難以清晰分割。新疆雖然通過《公益性技術保障協議》嘗試界定公益性服務范圍，但在實際操作中，如何科學確定政府購買服務的價格和標準，如何避免交叉補貼造成的不公平競爭，仍然是待解難題。特別是在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領域，完全市場化可能導致必要的監管檢測服務供給不足或質量下降。 區域發展不平衡導致改革難以“一刀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產業結構、市場化程度、財政能力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對檢驗檢測服務的需求也不盡相同。上海可以著眼于建設國際一流的檢驗檢測高地，而中西部地區可能更需要基礎性的檢驗檢測服務。目前，遼寧、江西、山西、內蒙古、湖南、北京等地采用的“高度集約化”模式，與新疆、上海模式又有不同，反映出區域差異性。如何在保持改革方向一致性的同時，允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適合本地實際的改革路徑，是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挑戰。 市場競爭與壟斷格局的矛盾日益凸顯。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形成充滿活力的市場競爭格局，但集約化整合又容易導致區域性、行業性壟斷。以上海為例，新成立的上海市檢驗檢測認證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達50億元，在區域內具有顯著規模優勢，如何防止其利用市場支配地位抑制創新和損害客戶利益，需要未雨綢繆。同時，國有檢驗檢測集團與民營機構（如：華測檢測等）如何形成良性競爭與合作關系，也關系到行業的健康發展。 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制約長遠發展。檢驗檢測行業作為高技術服務業，其核心競爭力在于技術能力。然而，長期的事業單位體制導致部分檢驗檢測機構創新動力不足，設備更新緩慢，高端人才缺乏。雖然上海等發達地區已經開始重視檢驗檢測技術創新，但全國范圍內檢驗檢測機構的技術水平參差不齊，與國際知名機構（如：SGS、BV等）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如何在改革過程中同步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避免“重形式輕內容”的改革誤區，是決定改革成效的關鍵因素。
深化改革的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挑戰，結合新疆、上海等地的成功經驗，本文提出以下深化檢驗檢測機構改革的對策建議： 分類施策，建立差異化改革路徑。應根據檢驗檢測機構的業務性質、所在地區和行業特點，設計差異化的改革方案。對于主要從事強制性檢驗檢測、涉及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機構，可參考上海模式，以國有資本為主導推進改革；對于主要從事商業性檢驗檢測、市場競爭較充分的領域，可借鑒新疆模式，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對于民營經濟活躍地區的檢驗檢測機構，則可鼓勵民營資本參與重組整合。同時，針對東中西部不同發展水平地區，應設定不同的改革時間表和評價標準，避免機械套用單一模式。 完善制度設計，平衡公益與市場關系。建議國家層面出臺《檢驗檢測機構公益性服務目錄》，明確必須由政府保障的公益性檢驗檢測服務范圍，并建立科學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可以參考新疆經驗，要求轉企后的檢驗檢測機構與政府部門簽訂長期服務協議，確保基本監管職能不受影響。同時，應建立公益性業務與經營性業務的成本核算分離制度，防止交叉補貼和不當競爭。對于承擔公益性服務造成的政策性虧損，政府應給予合理補償。 以人為本，構建多元化人員安置體系。人員安置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應建立“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過渡期政策，給予涉改人員充分選擇權。對于臨近退休年齡的人員，可允許其提前退休或轉入其他事業單位；對于選擇留在轉企后機構的人員，應保障其待遇不降低，并建立與市場接軌的職業發展通道；對于希望離職的人員，可給予合理經濟補償。同時，加強轉崗培訓，提升人員適應市場競爭的能力。改革過程中應充分聽取職工意見，維護其合法權益，確保改革平穩有序推進。 優化市場環境，促進公平競爭。為防止形成區域性、行業性壟斷，建議加強檢驗檢測市場的反壟斷監管，禁止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對于整合后的大型國有檢驗檢測集團，可要求其將商業性業務與公益性業務分賬管理，避免不公平競爭優勢。同時，鼓勵民營檢驗檢測機構發展，在政府采購中給予公平機會。市場監管部門應加強對檢驗檢測機構的“雙隨機、一公開”監管，建立行業信用體系，營造各類主體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加大創新投入，提升核心技術能力。檢驗檢測機構改革不應僅關注組織形式變化，更應注重技術能力提升。建議設立國家檢驗檢測技術創新基金，支持關鍵檢測技術攻關和高端儀器設備研發。鼓勵檢驗檢測機構與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實驗室和人才培養基地。對于芯片檢測、生物檢測、人工智能測評等“卡脖子”領域，可組建國家級創新聯合體，集中力量突破技術瓶頸。同時，推動檢驗檢測機構數字化轉型，運用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服務效能。 擴大開放合作，提升國際競爭力。順應我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趨勢，檢驗檢測機構應積極“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建議制定檢驗檢測國際化發展專項規劃，支持有條件的機構通過并購、合資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場。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和互認體系建設，提高我國在國際檢驗檢測領域的話語權。在上海等國際化程度高的城市，可建設檢驗檢測國際交流合作平臺，吸引國際組織落戶。同時，培育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民族檢驗檢測品牌，提升中國檢驗檢測服務的全球競爭力。 加強頂層設計，完善改革配套政策。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涉及編辦、財政、人社、市場監管等多個部門，需要加強統籌協調。建議在中央層面建立檢驗檢測機構改革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統一政策口徑，解決跨部門問題。同時，完善改革配套政策，在財政支持、稅收優惠、土地處置、知識產權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建立改革效果評估機制，定期總結各地經驗教訓，及時調整完善政策。對于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新型檢驗檢測業態監管、跨境檢驗檢測服務貿易等，應加強研究，及時制定應對策略。 檢驗檢測機構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疆和上海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經驗，但也提醒我們改革需要因地制宜、穩步推進。未來，隨著改革深入，檢驗檢測機構將逐步從政府附屬的技術機構轉變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和創新主體，為建設質量強國提供堅實技術支撐。在這一過程中，平衡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公益與盈利、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將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 ~ End ~ 文章來源：質量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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